截至7月底，全国保障房开工数量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套，其中5月开工118万套，6月124万套，7月110万套。而今年保障房建设指标为开工量700万套，竣工量500万套以上。
虽然建设进度快于去年，但有关保障房建设的反思却日益增多。
在提供给“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国际研讨会”的一份PPT中，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思齐表示，当前我国住房政策以短期临时性行政干预为主，尚未形成长期制度化的住房保障政策，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地方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意愿。
郑思齐认为，在住房保障问题上中央理应承担更多责任，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分担机制不合理，中央政府投入较少，依然以地方政府投入为主，导致地方支出压力巨大。
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成钢也表示，建设保障房投资巨大，资金筹措困难，地方财政性资金持续投入力度不足。四川经济总体欠发达，地方财政普遍困难，很多市县需靠中央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基本财政支出。此外，社会资金参与有限，金融支持严重不足。
2011年，中国开始实行五年总计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计划，2011年1000万套总投资约1.3万亿元，虽然2012年700万套开工量有所下降，但因由2010年和2011年结转过来的工程量很大，投资依然维持在高位。
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周江博士透露，2012年保障房建设含新开工和续建项目，总资金需求约1.3万亿元。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投资5070亿元，包括中央财政补助1608亿元，前5个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发行保障房建设企业债券405亿元，开发银行融资535亿元，以及商业银行新增发放贷款近2000亿元等。
正因为开工规模太大致资金筹措困难，一些人士建议是否能酌情调整保障房建设规模。
郑思齐建议，要注重地区间差异，避免自上而下的指标层层分解和强制性摊派。应当结合当地住房保障需求的规模和构成采取“自下而上，以需定建”的方式，汇总地方的建设任务，努力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匹配。
对于保障房的最优规模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也认为，在土地财政的制度背景下，保障房建设的规模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规模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。如保障房占整个供房比例太高，会使土地财政萎缩，反过来会产生“保障房财力无保障”的局面。
中央政府已开始意识到该问题。2011年全国新建1000万套保障房，是“自上而下”将任务指标分配到各省份，各省份再自行分配到市县。而2012年的700万套建设量是“自下而上”，汇总各地上报的任务而来的。
郑思齐认为，在住房保障具体形式的选择上，中央政府也应该鼓励不同地区“因地制宜”。
“对于住房市场已经较为成熟，住房存量较为充裕的城市，可不硬性要求保障房数量，而是通过货币补贴和存量挖潜的方式达到提高住房保障水平的目的，建议在几个有条件的城市进行试点。”
